中評社首爾2月7日電（作者　黃載皓）大韓民國自1945年建國以來，經歷了多次政治動蕩，逐漸形成意識形態的對立和路線的競爭。但尹錫悅總統的政治風暴是我們從未經歷過的新型政治動蕩。他的戒嚴令發動的公開理由是，作為少數派總統，他無法控制國家事務。但實際上，他先發制人地策動了一場政變，意圖以此避免對他和妻子的腐敗和貪污行為進行的司法調查。幸運的是，國會投票制止了政變，為恢復正常鋪平了道路，但法律訴訟以及保守派和進步派之間的爭鬥使國家陷入政治動蕩。

尹的戒嚴事件直接或間接地揭露了國家隱藏的問題。首先，在選舉國家最高領導人時需要更多的核查。韓國的政治危機始於尹的個人問題。本應以民主方式行使權力的總統，卻試圖像冷戰時期的獨裁者一樣獨斷專行。宣布戒嚴並不是因為國家處於緊急狀態，而是因為戒嚴被宣布並成為國家緊急狀態。戒嚴令的本質是違反憲法，並不是因為憲法出了問題，所以宣布戒嚴令。

其次，如果民主主義僅僅是程序性的，那麼它是不完整的，實質性民主才是重完整的。實質性民主就是各種政治力量能夠通過和解和談判消除分歧而共存。目前韓國已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程序民主。然而，這還沒有制度化為實質性民主。有必要建立能夠有效應對新的國家發展問題和挑戰的國家制度、權力和領導結構、文化和社會經濟基礎。

第三，韓國仍未完全實現文官對權力機構的掌控。政變中我們目睹了與權力機構的種種勾結，如政治化的檢察官和警察，以及投機取巧的軍人。再完美的制度也有人性的一面。韓國長期以來習慣於“人治”，這個問題不容易解決。

第四，韓國不應在南北朝鮮的體制競爭中自喜自滿。韓國政治的目標不是只在韓國實現民主、先進的社會，而是要最終建立一個南北朝鮮統一的國家，同時在過程和結果中發現並實施能夠協調個人與國家、自主與控制、權利與紀律的政治制度。當前關於政治領域、權力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的討論缺乏長遠的眼光和一貫的原則，前進的方向沒有體現公眾的默契和支持，應該盡快加以修正。

第五，經此政變我們意識到改變當前政治格局的必要性。目前，執政黨國民力量黨與其說是保守黨，倒不如說是右翼或極右政黨。在野黨共同民主黨是進步黨，但其實是中間右翼和左翼派的聯合體，少數幾個小在野黨帶有（極）左色彩。展望未來，我們需要通過改變政治力量及其聯盟的合縱連橫來重新平衡政治格局。

第六，政治不穩定，外交也不穩定。衹有當韓國夠格與美國結盟，韓國才會受到尊重。在一月二十日特朗普就職典禮上，中國與日本分別由國家副主席及外相代表出席，韓國卻只是駐美大使作為代表，韓國在此次外交活動中表現不盡理想。在地位被削弱的情況下，很難在重大活動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在特朗普第二個任期的前六個月，預計他將做出重大外交政策決定。而政治不穩定使得韓國無法被承認為美國的合法夥伴，更遑論被納入外交考量的重點之中。

但這最終再次印證了“危機就是機遇”這一常識性格言。這是亘古不變的真理，諷刺的是，無論是我們還是尹本人，都不會想到這一歷史教訓會出自尹本人開始。令人非常失望的是，尹被單獨關押在首爾一間10平方米的牢房里，他說他現在才意識到自己是總統。然而，他的魯莽盲目的反憲法行為讓我們意識到韓國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它讓我們明白，人們不應該對政治漠不關心。它讓我們看到了韓國社會分裂的根源。當我們看到尹的名字時，由‘錫’和“悅”兩個字組成,“錫”除了是一種化學元素外，還有另一層意思是“給”，“悅”的意思是“歡樂”。韓國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也做出了犧牲，但最終韓國會克服困難，給國民歡樂。

（本文作者黃載皓：韓國外國語大學國際研究學部教授，韓國全球戰略與合作研究院院長，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